我們一路奮戰，不是為了改變世界，而是不讓世界改變我們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——韓國電影《熔爐》

這是2011年韓國電影《熔爐》中女主角的一句臺詞。《熔爐》講述的是在一所特殊教育學校里，校長和教師長期對聾生進行性侵、施暴，一名新到校的教師發現了學校的異常，進而開展調查并帶領學生開始訴訟的漫漫長路；最后，壞人受到微小的懲罰，學生有了好一些的環境。電影傳達了即使希望再渺小，只要有一星火花，也值得真正是“人”的人們去奮戰、去爭取。然而，電影遠比現實溫情。電影取材于2000-2004年發生在韓國光州一所聾校的惡性事件，真實的學生和維權教師、律師的遭遇，更令人悲憤、傷感。

事實上，在電影之外、在學校之外、在韓國之外，無論是殘疾成人還是殘疾孩童，都在忍受著比普通人更多的因性侵害帶來的傷痛。在美國，1995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預測，90%以上的發展障礙人士在其生涯過程中將會遭受不同形式的性侵害。此后，2000年的一項實證報告指出，10.1%的智力殘疾兒童遭受過性虐待，普通兒童遭受性虐待的比例則為2.6%；2006年對11歲左右的孤獨癥兒童的調查顯示，16%的孤獨癥兒童遭遇過性侵害；2007年，美國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指出，殘疾人遭遇不同形式性侵害的比例是普通人的2-3倍。這樣的比例不僅出現在美國，而且在所能查詢到的不同國家或地區都有類似的發現。

遭受性侵害已是難過至極的事，但更可怕的是施暴者往往是身邊的人，可能是親戚、保姆、朋友、鄰居、同學、教師、培訓師等。不同研究報告的數據令人觸目驚心，比如：47-50%的施暴者是親戚、60%的施暴者是非常熟悉的人，等等。這些施暴者通常不易被人發覺，因為他們多以殘疾人的“看護者”“教養者”“陪伴者”的形象出現，具有很大的隱蔽性。此外，殘疾人或者因為不得不依賴他們，或者因為擔心遭受更大的報復而不敢反抗，使得“身邊人”更容易侵害他們。正如《熔爐》里，傷害孩子的是本該成為他們人生引路者的教師，還有是本應成為他們安全港灣的家人。

研究發現，在遭受過性侵害的殘疾人中，智力殘疾程度越重的比例越高；女性比例更高；各個年齡段都有，但7到16歲之間的青少年比例相對高一些；對性知識了解越少的、受性教育程度越低的，比例越高；所處環境越封閉的，比例越高。性侵害給他們帶來身心巨大創傷，即使是最重度的殘疾人，即使他們口不能言、手不能寫，甚至在意識層面不知道自己受到傷害，但是他們的擔憂、驚恐的狀態會日益加重。在《熔爐》中，最令人難過的不是殘虐的施暴鏡頭，而是畫面中孩子悲苦的、憤懣的、絕望的臉，和那一雙雙失去神采的、好似吸入了無邊黑暗的眼。

除了擔憂和驚恐，性侵害也使得有些孩子變得暴虐，甚至從被害者轉變為加害者。一份研究指出，在成年智力殘疾罪犯中，32.6%的男性在兒童期遭遇過性侵害，女性比例更是高達59.3%。以暴制暴，或許是這些殘疾人習得性無助的另一種表現形態。

殘疾人受性侵害的事件，在不同地方，每天都出現。只是我們看不見。我們看不見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關注這些事件的人太少了。查閱百度，報道殘疾人性侵害事件的文章不多，其中居然不少是以獵奇口吻寫成。查閱中國知網，以“殘疾人”、“性侵”等相關的詞作為關鍵詞，竟然未曾查到有學術意義的研究成果。中國到底有多少殘疾人，尤其是殘疾兒童青少年，正在忍受性侵害？遭遇性侵害的殘疾人，他們和他們所處的環境，具有什么特點？如果我們能發現引起惡性事件的因素，那么我們的教育、殘聯、民政、司法等相關部門，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努力，去阻止惡性事件的出現？但所有這些的發生，首先需要有人去關注。

《熔爐》播出后，在韓國社會引起震蕩，在民眾呼吁下，光州案件被重新審理，涉案人員被重新起訴、量刑。這部電影還促使韓國政府重新修訂一系列法律，加大對殘疾人和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的懲罰力度，制定了《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》，又稱《熔爐法》。這部電影結尾傳達的微弱希望，終在現實中引發了蝴蝶效應，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。

生而為人，無論貧窮富貴，無論性別種族，無論殘疾健康，都在被這個世界改變，也都在改變著這個世界。沒有人可以決定，誰生下來就應該遭遇惡意滿滿的世界；同樣，也沒有人可以決定，誰生下來就注定不能為世界奉獻一絲善意。《熔爐》最后的臺詞——我們一路奮戰，不是為了改變世界，而是不讓世界改變我們——令人淚崩，但我寧愿相信，電影要說的潛臺詞是——我們一路奮戰，不僅是為了改變世界，也是為了讓世界改變我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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