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10日，韓國大邱市新增確診“新冠肺炎”病例首次降至0例。在2月18日發現首例確診病例后的第52天，韓國疫情最嚴重的城市，迎來了平靜的一刻。

大邱市乃至整個韓國，目前雖不能輕言勝利，但總算度過了危機。截止到4月13日零點，韓國累計感染人數10537人，死亡217人，遠低于意、西、法、英、美等國的數據。

在“不封城、不停工”的前提下，韓國經驗正被全世界“檢閱”。所有經驗中，最核心的一條是 “快速而廣泛的病毒檢測”，比如在停車場、高速路出入口設置檢測點，司乘人員搖下車窗就能配合檢測員完成采樣。“免下車檢測法”給中文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隨后也被多國效仿。

多說一句，韓國檢測經驗背后離不開發達的醫療科技支撐。在一些高危人群聚集的場所（比如醫院、養老院），衛生部門采用了一種 “樣本池合并檢測法”：把多人的樣本混合成一個來檢測，如果結果呈現陰性，就表示這群人都沒被感染；如果結果呈現陽性，再對混合的樣本分別檢測。這種檢測法大大提高了檢測速度，降低了成本，精確度也不受影響。現在中國也在排查社區無癥狀感染者，是否也能開發或引進這項技術呢？

關于韓國經驗相關文章很多，也很詳細，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搜來看看。本文想從幾個不太引人注意的方面聊聊：韓國社會有哪些特質能夠幫助它有力地扭轉局勢？

戰爭壓力下的國家與社會

先從韓國這個國家說起。朝鮮戰爭結束后，韓國處于冷戰最前線，長期保持戰爭的壓力。國土面積才10萬平方公里出頭，跟浙江省差不多，戰略縱深可以忽略不計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為了應對來自北方的威脅，韓國實行義務兵役制，成年男性幾乎都需要服2年兵役。即使冷戰結束，韓國依然保持戒備狀態，成年男子服兵役的法律繼續實行，有約60萬常備軍，還保留了大概300萬的預備役部隊，時不時拉出去訓練一番。5000多萬人口的小國，有過兵役經歷的人口比例如此之高，在全世界都不多見，這為韓國社會注入了紀律性。

當“新冠肺炎”疫情在大邱市大爆發，其緊急程度不亞于面對一場子彈迎頭而來的遭遇戰。隨之而來的措施，不僅僅是政府下達，也需要社會與民眾與之積極配合，才能讓效果不打折扣。有著軍隊集體主義生活記憶的韓國民眾，相比歐美國家民眾，會更容易遵守必要的公共防疫措施。

而且據經合組織2019年11月14日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，2019年韓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為39%，是近十二年來最高，排在在日本、法國、美國、西班牙、意大利之前。

由此，上下一心抗擊疫情的基礎就具備了。且看《紐約時報》一則報道：

電視廣播、地鐵站公告和智能手機提醒會不斷提示人們戴上口罩，指示人們如何與他人保持距離，并通報當天的傳染數據。

這樣的信息灌輸了一種近乎戰時的共同使命感。民意調查顯示，大多數人支持政府的努力，他們信心高漲，很少恐慌，很少有人囤積東西。

“這樣的公眾信任帶來了高度的公民意識和自愿合作，加強了我們的集體努力，”韓國外交部副部長李泰鎬(Lee Tae-ho)本月早些時候對記者說。

這則報道充分說明了韓國政府抗擊疫情初期具備的社會參與度，這在歐美國家一開始是不具備的。

為了控制“新冠肺炎”疫情在社區傳播，韓國政府在3月21日實行 “保持高強度社會距離”運動。得益于民眾積極參與，無法確認感染途徑的確診病例比重從3月6日的19.8%降至3月31日的6.1%。隨后，韓國政府將“高強度保持社會距離”措施延長至4月19日。最近有調查就問：你覺得這個政策怎么樣，繼續保持你同不同意？雖然有很多不便，但很多人認為應該為防止前所未有的傳染病擴散出一份力。最不可思議的是，有45%的受訪者表示“非常徹底的進行了實踐”。你不禁要問：韓國人有這么聽話？

那就不得不再說說韓國社會的服從精神。強烈的反抗意識和服從精神同時存在于韓國民眾身上，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

這種全社會的服從精神的塑造，來自上世紀60年代起樸正熙總統發起的工業尖兵運動。樸正熙掌權后，開始以財閥為依托發展外向型經濟增長模式。當時國家很窮，他意識到必須通過低廉的工資和密集的勞動力作為生產基礎，來彌補資金和技術的短板。他需要幾百萬有紀律又勤奮的年輕人來工廠干活，同時還灌輸振興國家的使命感。

加上長期的儒家傳統，社會上也形成了家長式從上而下的權威，樸正熙指揮著財閥領導者，財閥領導者動員著他們的員工。從那時開始，幾代韓國人一直在嚴厲且帶有軍事化色彩的環境下工作，這為韓國社會注入了服從管理的文化。

尋找嚴管與放任的平衡

雖然同為民主國家，這種服從文化使得韓國相比歐洲更好地開展了各項防疫措施，尤其是需要個體配合的措施。在歐洲，“人們習慣于自由行動、方便的出行和獨立決策。政府擔心公眾輿論，不習慣于下達嚴厲的命令，公民也不習慣于服從命令”。

說到這兒，可能有不少朋友對民主政府的印象是：掣肘特別多，效率很低，干不成什么事；政府拿刁民沒辦法。這是一種誤解。民主政府不會一上來就拿鐵拳砸你，畢竟要以信任民眾為主。之后，可能還會為是否執行某個政策有所扯皮。但在重大危機面前，一旦產生共識，這臺國家機器的馬力會讓你嚇一跳。

以首爾市對夜店等娛樂場所的管理為例，先是派人檢查、“規勸部分場所暫停經營”。結果有些夜店老板就是不聽，別人歇業他繼續開業，好嘛，江南區一家大型夜店有服務員確診。市政府干脆一步到位，也不勸了，直接對全市422個娛樂會所下發了“禁止人員聚集令”，相當于要求這些會所停止營業。

居家隔離這事，也體現了韓國政府在本次疫情中無情與人性的一面。之前北京一位澳籍華人不服從居家隔離規定，出去跑步，被遣返了。這事如果發生在韓國，也沒有好果子吃。韓國政府對違反居家規定的人一律零容。違規者將受到刑事起訴，處以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0萬韓元（大概5.8萬元）以下的罰金。如果被發現時已經領取過受災補助，政府還將立刻把補助收回。之前有大概160人違反規定，把安裝有監視行蹤軟件的手機留在家中，人跑到外面去。政府二話不說升級管理：不遵守隔離規定的佩戴電子手環，實時監控。

如果外國人在隔離期間違反隔離規定將會被驅逐，并禁止再次入境。一位來自美國的留學生和她母親有癥狀還在濟州島旅游，之后確診，導致當地部分景點、營業場所被迫關閉，濟州政府和當地企業、被隔離者聯合向這家人索賠1.32億韓元（接近77萬元）。

居家隔離是不是完全沒有商量余地呢？也不是，對于影響生活或安全的特殊情況，那是會考慮的。“居家隔離人員在得到責任公務員的許可后，可以前往附近購買生活必需用品或者前往醫院看病”。

本次疫情在2月爆發后，韓國社會同樣面臨口罩短缺的困境。先是政府從全國130多家制造商那里購買全部KF-94口罩庫存的50%，再與韓國藥品協會合作，以約1500韓元的折扣價（不到9塊錢），將這些口罩運送至23000家藥房。藥房也控制利潤，每個口罩僅賺幾塊錢——甚至有些時候因為顧客刷卡，扣除信用卡手續費還虧本。

但是藥房老板們“在疫情應對中欣然接受了任務”。平時藥房是一周開六天，疫情期間藥品協會呼吁老板們盡量一周七天都開，方便周圍的人及時買到口罩或急需的藥品。很多老板其實已經很累了，但都覺得對公眾負有責任，從2月份開始一直開著。

民間被動員起來之后，在“天時、地利、人和”的配合下，本屆韓國政府通過對人身自由、經濟活動、社會結構采取有限的管制，將國家從生死邊緣拉回，有許多可圈可點之處，而上面那些不易察覺的因素也不可小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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