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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6-27 17:30
UCLA—無數學生的夢校，也是蔡康永的。
康永是1990年獲得UCLA電影電視研究所編導制作碩士學位，其出的幾本書上或多或少的提到了他的這段留學的經歷。蔡康永在《LA流浪記》中詳細記述了自己在UCLA的經歷。下文的部分內容摘自1998年《痛快日記》，里面的一段康永回味自己念電影研究所時寫的隨筆。較《LA流浪記》，更實在更明白地說明了他為何求學以及感受，希望對正在申請留學的小伙伴們有幫助。
每次翻書，看到寫書的人自我介紹的部分，心里就忍不住納悶——“這些家伙，除了從一個大學畢了業、再從一個研究所畢了業、再進了另一個大學去教書之外，他們這輩子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沒發生過嗎?”
很多愛寫書的蛋頭學者來說，事實的真相，恐怕正是如此——他們的人生，除了分別用A大學、B大學、C大學來當坐標之外，的確沒有更理想的標點符號了。
然而，不可否認的，這些人會這么心甘情愿、而且理直氣壯、而且與有榮焉的，勇敢把以大學為坐標的人生地圖，公布在大家的面前，一定是因為——這么幾所大學的名字，總能夠代表些什么吧，總能夠證明些什么吧!是啊!大學的名字，到底能夠代表些什么?到底能夠證明些什么?這樣的問題，一旦被提出來，就好像是當著氣象播報員的面，問他那張看起來很了不起、實際上模模糊糊的衛星云圖，到底是在搞什么鬼一樣。
我有位好朋友，是美國一所叫“哈佛”的大學的博士。我這好友，在愛情上過得不順利，大家就總會努力幫他找些可能的對象。可是每次到了要安排見面時候，他就會很干脆的回絕：“噯呀，人家不會對我有興趣的啦!”這時就必定有人會加油打氣：“沒興趣?!是哈佛的博士耶!怎么可能沒興趣?!”我這好友也就必定會回答：“哼!博士又怎么樣?!哈佛又怎么樣?!”
是啊。氣象播報員，自己開口了，“哈佛又怎么樣?”我自己從一進大學開始，就覺得——“這個地方不對勁”!(蔡康永本科就讀于臺灣東海大學外文系)當然并不是說有鬼。有鬼沒什么不對勁，很多大學都有鬼。不對勁的，是我遇到的大部分學生，還有大部分老師，表面上都煞有介事，骨子里都恍恍惚惚，不知道大學到底是個干什么的地方。
我的同學，多半表現的態度是：大學，是人生第一次沒有人盯在后面管的地方。
我的老師，多半表現的態度是：大學，是老師唯一不用盯在后面管的地方。
這并沒有什么不好。
事實上，大學的消極功能，本來就有一大重點是培養互相尊重的原則：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，學科與學科之間互相尊重。
不過，我會感到不對勁，是因為這種“大家不管大家”的局面，竟然就是“大結局”了，接下來，沒有了。
大家不管大家，就是這樣了，你被當掉也沒人管，你不好好教書也沒人管。
連人格展示的機會都沒有，更不用說人格的養成了。
你有機會展示的，是打撞球的技術、投資股票的靈敏、避孕的花招、擺地攤的口才。這些東西。
偏偏我認為，大學的一項重要的目標，應該是養成人格，而不只是“養人”而已。
于是在這樣的大學氣氛里，我當然是關起大門過我的日子。所幸我念的大學，校園超級美麗，起碼比美國好幾家名校都美，讓我能夠以開闊的環境，做為自閉的居所。就是因為在臺灣的大學，見到了很多出乎意料的局面，所以我挑選研究所階段的美國大學時，就特別注意這些學校從招生階段開始，是否就已展現了不同的理念和風范。
下手一查美國各研究所概況，立刻發現老牌名校幾乎全部不設研究所階段的電影課程，原因無他，一言蔽之——他們覺得拍電影算不得是殿堂上的學問。就拿常春藤諸大盟校來說，當中就只有哥倫比亞大學一家，心不甘情不愿的設了一門“導演學與編劇學”的專業碩士學位，算是過濾掉拍電影過程中那些太缺乏人文色彩的技術部分，當然，也同時節省了驚人的硬件器材費用。我還記得那時坐鎮該研究所的，正是以《飛越杜鵑窩》和《阿瑪迪斯》威鎮影壇的大導演米洛斯福曼。
其實不要說是雄霸美國東北角的這些老名校，就算是其它上品上級的大校如普林斯敦、柏克萊、西北、威斯康辛麥迪遜分校等等，也都最多只肯設立電影理論的相關研究所，沒興趣把拍電影的學問，開成專門的研究所。于是我申請研究所的方向當然也就轉向一批較年輕的大學，這些大學中，也頗有幾所名氣大、而且電影研究所也夠頂尖的學校。
一般公認美國在電影攝制研究所方面排名最前的幾名，無非就是下列這幾家比來比去——位于好萊塢旁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、南加州大學、紐約大學、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。我在向這幾所學校索取申請書與學校簡介的時候，就開始發現各校不同的理念，而且各有根據，相映成趣。拿我后來進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來說，我就發現他們雖然每年申請進入電影攝制研究所的人超過六百，而名額只得三十人，但他們在篩選時，卻不重視拍電影方面的經驗，而是以你的創作潛力，做最優先的考量。
在加州大學的求學過程，當然還讓我見識了各式各樣的大校風范。像該校對我這樣一個外國學生所知不多，就給了我學費全免的優惠;或者天方夜譚般請到影史上第一大師奧森威爾斯駐系指導;或者是全力協助學生實現自己不知多古怪想法的教學態度;或者是以制度逼迫學生必須擔任電影業中各類職位，并與所里各色人等共事的強硬原則。
所有這些經歷，都使我相信了大學理念，并非日趨縹緲的空談，而是可以一步一步靠課程設計、靠號召人力、靠資金運用來逐步架設完成的。
我的性格，受困于體制的可能，遠超過受惠于體制的可能。可是在加州大學的體制下，我很扎實的受了惠，原因很簡單——那個體制，是一個敦促人良性競爭、成全人自我實現的體制。
大學之所以能“大”，大學之所以能“學”，都源于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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